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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十一选五: 古代文學研究的“觀念”“技術”和“路數”

來源:文匯報2020-01-03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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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斐

  研究總得有一定理論、觀念的指導,我們既然不甘于“為其他學科打工”——讓自己的成果成為里外不受待見的棄兒,又不甘于“以西釋中”——用中國文學史料印證西方文論的合法性,那么,只能向“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求助。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呈現出立體、多元的蓬勃景象:從西方引進的諸多理論、方法都得到了嘗試,重要乃至二流、三流作家、作品、派別、文學現象等都受到了關注,探討的體裁、題材也很豐富,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基本上都涉及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們文學史認識的“像素”。然而,最近十多年來,人們普遍被一種“創新的焦慮”所籠罩。在此狀況下,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總結、反思既往成績與不足,敏銳感知、把握當下時代的新態勢和新語境,思考研究如何“再出發”的問題。在此,我想抱著獻芹獻曝之心,結合平日的積累、觀察和思考,將一些想法分享出來,供大家特別是年輕的同仁和在讀的研究生參考。因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研究也需抓住時機。下面,我就重點從“觀念”“技術”和“路數”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感觸。

  首先說“觀念”。

  第一,應重視起“連續性”的研究。

  20世紀初,在“救亡圖存”的時代旋律鼓動下,先賢提出“打倒孔家店”、引入西方文化以再造新文明的文化發展戰略。魯迅即曾憤慨地說:“‘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保ā墩婕傯眉隆罰┳慵湮幕髡瘧澈蟮南質倒鼗?。這種不破不立、二元對立的文學、文化發展觀念,影響了百年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和對文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即我們將文化建設看作蓋房子,認為必須將老房子(傳統文化)拆掉,才能在其地基上建新房子(新文化),老房子拆掉后剩下幾片瓦、幾塊磚是完整的,扔掉可惜,蓋新房子時可變廢為寶、盡量利用。如此看來,傳統文化和新文化是兩個對立的有機體,優秀傳統文化對新文化建設而言,只有“碎片化”的價值。

  今天,我們已解決了“救亡圖存”問題,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軍事實力也不斷增強。倒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安全”“文化自覺”問題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為此,我們因時制宜地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超越時空、跨越國度的永恒魅力,并從“文化基因”的高度審視傳統文化和新文化的關系。這種認識正在走出過去不破不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看作一條不能也不應割斷的時間之流,某種意義上說是對中國傳統史學“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郭象語)的“通史”精神的繼承、發揚,無疑更為科學、客觀(參見蔣寅、陳斐《探尋現代漢詩書寫的另一種可能——關于近現代詩詞研究與創作的問答》,宋湘綺、莫真寶主編《當代詩詞研究》第2輯,中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在此嶄新的認識下,古代文學研究亦有必要發揚“通史”精神,重視起“連續性”的研究。

  受過去不破不立、二元對立文學、文化發展觀念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特別強調“變革”“轉型”,對“變革”“轉型”發生的“時間節點”或者說歷史分期的研判,也基本遵循或受制于西方文學、文化史的發展邏輯與論述框架,而對中國文學、文化自身內在的演變理路尤其是“連續性”有所忽視。

  以唐宋文學研究為例。前不久,《文學遺產》編輯部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了“中國唐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將唐宋文學放在一起研討的學術會議,頗有意味。今年在復旦大學召開的中國宋代文學研究年會上,陳尚君先生致辭時也說“唐宋是一家”。歷史分期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它往往蘊含著重要但又為人們習焉不察的史學觀念,特別是相關兩個朝代彼此關系的認識。在我們傳統的史學敘述和古代文學教學體系中,通常是將唐宋作為同一個階段看待的。但隨著“陳寅恪熱”的興起,陳先生所認同的“唐宋轉型說”“宋代近世說”,在學界受到廣泛認同,幾乎積淀為研究者的常識。受此影響,學界產出了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謝琰的《北宋前期詩歌轉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但同時,我們對唐宋兩個朝代以及唐宋文學的“連續性”有所忽視。蘇州大學以研究唐詩名家的吳企明先生,也箋注過宋代劉辰翁、辛棄疾的詞,介紹經驗時,他說,自己注宋詞,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熟悉唐詩的甜頭(參見戴一菲《文集校箋見篤實,詩畫融通出新裁——吳企明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我從創作、批評互動的角度,對“宋人選唐詩”做過一些研究(參見陳斐《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分析過這類選本的編選傾向及其與選家、詩壇的詩學觀念、詩歌風貌之間的聯系,也注過唐詩、宋詞,對此亦深有同感。唐、宋詩詞在意象、典故、句式、詩意上都存在緊密關聯,劉京臣《盛唐中唐詩對宋詞影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對此作過比較系統、細密的開拓性研究。西方對于中世紀與文藝復興關系的研究,近幾十年來慢慢重視起兩者之間的“連續性”,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主張,恐怕與此學術潮流不無關系?!凹壇小庇搿白汀?,實乃一體之兩面。在“轉型”受到三四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強調之后,我們有必要發揚傳統史學的“通史”精神,重視起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內在的演變理路特別是“連續性”,全面、辯證地看待“繼承”與“轉型”的關系,并嘗試在此前提下進行分期、研究。

  第二,應重視起“古代文學的理論”研究。

  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大致可用“西學東漸”四字概括。一方面,西方憑借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大肆輸出其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訓,積極向西方學習,難免有些人激進地認為“現代化=西化”。兩方面的合力釀成了一個多世紀的歐風美雨,并形塑了現實的文化生態,距離我們懸為“應然”目標的打通古今、融匯中西——“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語)還有很大距離。而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人能夠反思,能夠在對歷史的反思中為當下和未來尋找更好的出路,所以我們應告別“歷史宿命論”。如果說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華文化正在遭遇一場 “轉型”,那么我們不應將這場“轉型”看作“完成時”,而應該看作“進行時”,應該在對以往“轉型”的總結、反思中為當下和未來的“轉型”尋找和設計更好的路向。

  當然,我完全不是否認中西文化有會通之處,不是否認借用西方理論從事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的合理性(如果能夠豐富、深化我們對自身偉大傳統的認識,又何樂而不為呢),不是否認國際學術交流的必要性,只是在提醒、強調,人文學術的民族特性是不能像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那樣被通約、消解的,在“西學東漸”已經發生了一百多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目前學術、文化生態中不無?;那槭葡?,我們有必要著重考慮如何接續自己的文脈。這是我們中華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不能指望漢學家來擔當,或者我們也像漢學家那樣“以西釋中”。接續文脈、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與回應西學、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并不矛盾,兩者實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

  我們現在學術研究的觀念、方法和格局,基本上是近代“整理國故”那一批學人奠定的。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影響下的“文學概論”,作為“前理解”,深刻影響了我們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一提理論創新,便似乎只有向西方不斷取經。今天,面對這樣一套研究體系,我們有必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它是否切合中國古代文學的發生語境,是否能夠觸碰并接續中國古代文學的精魂?二是它究竟還有多大開拓空間,是強弩之末還是前景廣闊?顯然,這套研究體系主要把“中國古代文學”當作西學視域下的普遍“文學”來審視,而忽視了其民族特色,捍格不小,而且,經過前輩一個世紀的耕耘之后,我們再跟著開拓、創新,確非易事。職是之故,提升理論創新能力、重構本土學術話語,才會成為令我們普遍共鳴又非常糾結的心病。

  從這樣的角度思考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再出發”,我們應重視起程千帆先生所倡導的“古代文學的理論”研究。具體來說,應秉持歷史意識和國際視野,在通觀古今、中西、新舊的視域中,帶著當下嶄新的生命體驗和問題意識細讀經典文本,從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深刻領悟、作家的深刻了解、現象的深刻體察和評論的深刻體味中,像劉勰撰《文心雕龍》那樣,梳理、提煉更加符合中國古代文學發生語境和演變特征的理論,并嘗試將之應用在文學史研究實踐中。據我觀察,西方學者亦是這樣進行理論創新的。沈松勤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發表的《從詞的規范體系通觀詞史演進》一文,是不錯的嘗試。

  不過現在,我們這代學者面臨的又一困境是:我們對文本的感悟力和解讀力普遍不高(參見陳斐《近年來詩歌注釋存在的問題》,《文藝研究》2018年第8期)。這與現代學術將“研究”和“創作”斷為二事密不可分。小說、散文研究相對好一些,詩詞研究領域,此類問題最大、最多。這是因為,小說、散文的表意相對直白、連貫,而詩詞的表意則具有含蓄性、暗示性和跳躍性。前者類似于楷書,一個人即使沒寫過毛筆字,也大致知道筆畫順序;而后者類似于行書、草書,如果沒有深切的書寫體驗,是難以弄明白筆意、筆勢的,更何談品評作品之高下。正是因為缺乏創作體驗,所以我們雖然身為中國人,但實際上很難體味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及古代相關評論的獨特魅力,而要提煉、構建本土理論,又必須以這種體味為前提和基礎。這是我們現在進行理論創新、重構本土學術話語,面臨的真正“癥結”和困難所在。因此,我在很多場合一再呼吁“提倡學詩,重構詩學”。

  接著說“技術”。

  科技對當今人文研究的影響,最大者無疑是各種五花八門數據庫的開發、升級和應用。這深刻影響了今日的學術生產,離開數據庫,我們都不知道如何撰寫論著。一股“數字人文”的研究浪潮正悄然興起,大有燎原之勢。我們應順勢而為,著重做好以下兩點:

  一是充分利用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使我們的研究更加具體、細密,更有“實證性”。

  “實證性”是現代學術的重要標志。古代對于文學、藝術的言說,通常追求縱情直觀、悠然會心的欣賞,帶有籠統性和隨意性。后來雖然發展出了乾嘉樸學,但主要波及經、史領域。到了近代,我們從西方請來了“賽先生”,才使古代文學研究逐漸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實證性”。平時讀一些論文,深感有些學者為了論成其說,常?!澳米歐糯缶底鲅省?,無視反例,不見森林。比如,有人提出宋詩具有某個特征、創作傾向或中國詩學具有某個傳統,而不管他說的這些詩作在20多萬首宋詩以及數量更多的古典詩歌中究竟能扒拉到幾首,究竟占有多大比例。而有意識地利用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恰恰可以提升結論的可靠性。當然,此類研究應該“借器之勢(利),出道之新”[這是我編輯王兆鵬、鄭永曉、劉京臣的對話《“數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學研究三人談》(《文藝研究》2019年第9期)時擬的正標題],應以“問題”為導向,以“創新”為旨歸,不能什么都拿來統計,用數據“包裝”常識。

  二是大數據創造了 “重寫文學史”的契機,我們應緊緊抓住。

  說到重寫文學史、重構文學史景觀,竊以為,除觀念變革外,最重要的就是“史料的占有與呈現、分析”。就后者而言,大數據正在孵化一場“革命”。過去,我們只能通過編纂年譜或編年文學史,對單個作家或少數作家的重要作品進行系地編年,比如于北山先生的《楊萬里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傅璇琮先生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等。即使有了很多這樣的著作,我們去閱讀,囿于人腦局限,也很難在腦海中拼貼形成全面、立體、發展的文學史景觀。而王兆鵬、劉京臣等先生開發的“文學編年系地信息平臺”,則能竭澤而漁,而且,據說升級后,可以借助軟件、型模呈現任意時期、任意人群的文學創作在主題、情感、觀念、意象、技法等方面的演化軌跡。這不僅會為傳統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時也會開拓很多新的問題域,從而使我們的文學史景觀更加清晰、豐富、客觀。

  再來看“路數”。

  我們應把文學史、學術史和批評史的研究結合起來,使之實現良好互動。研究不能憑空起高樓,學術史的梳理是一切研究的前提。通常學界比較重視“五四”以來現代學術史的總結,而對于古代學術史的關注遠遠不夠。其實,古人與言說對象同處于學術、文化沒有發生大的轉型的古典語境中,國學功底整體上比今人廣博深厚,且有豐富的創作體驗,他們的某些看法,看似隨意、零碎,但可能蘊含著洞見。讀本科時,教我古漢語的侯蘭生先生常常感慨地說,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書要好好讀,有時從只言片語獲得啟發,就能寫一篇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目前,對古代學術史研究比較充分的是唐詩領域,陳伯海先生提倡的“唐詩學”研究、詹福瑞先生主持的唐詩選本整理,都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宋詩、明詩、清詩乃至歷朝詞、曲、小說、散文、駢文的學術史研究也應該跟上。當然,我們不能迷信古人,他們的看法亦可能有扭曲、變形的地方?!骯攀繁妗幣煙嶁鹽頤?,歷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我們應本著貼近歷史現場、還原歷史真相的初衷,“同情”地“了解”、揚棄古人的言說,包括客觀地審視自己沿襲前人或眾人的觀念,以之作為我們文學史研究的基礎。

  對于近現代學術史的梳理,也不能僅僅關注那些采用了新觀念、新方法的論著。這又與第一點“觀念”的調整有關。我近年作為執行主編,協助主編葉嘉瑩先生聯絡學界師友,一起整理了《民國詩學論著叢刊》(文化藝術出版社2018年版)。之所以發起整理這套書,即是深感作為轉型期的民國時期,學術、文化生態非常復雜、多元。不少學人既賡續著傳統的文脈,又接受了西學的熏沐。他們已嘗試著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場,回應西學的沖擊和現代化的困境。其論著及探索,在構建中華自身學術體系成為時代命題的今天,恰好可以為我們帶來切實的啟示。當然,限于物質條件和學科發展水平,他們的做法難免簡單、粗糙,但他們相中并在其中刀耕火種耕耘了幾下的原始森林,可能是塊風水寶地,我們把拖拉機、收割機等現代機械開進去,或許會開辟出一個物產豐饒的大型農場。

  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的文化研究悄然興起,這極大地拓展、深化了我們對古代文學與其他學科或文化現象關系的認知,成績卓著。比如,王水照先生曾將科舉、地域、黨爭、傳播、家族與文學的研究,稱為宋代文學研究的“五朵金花”。經過幾十年的耕耘,今天,很多同人感到文化研究又有難以為繼、歧路忘返的危險,于是呼吁應該使研究“回歸文學本位”,但具體如何操作、實踐,又都語焉不詳、茫然無措。這與“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長期以來“積貧積弱”密不可分。研究總得有一定理論、觀念的指導,我們既然不甘于 “為其他學科打工”——讓自己的成果成為里外不受待見的棄兒,又不甘于“以西釋中”——用中國文學史料印證西方文論的合法性,那么,只能向“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求助。張伯偉先生即將在《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發表的宏文《“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關于回歸文學本位和批評傳統的思考》指出,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最迫切也最需要接續的是現代學術中由錢鍾書、程千帆為代表的學術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所延續的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傳統。只有加強“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才能使我們的文學研究真正“回歸文學本位”。

  關于古代文學研究,還有其他一些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比如“選題”,近十幾年來,呈現出“邊緣化”和“碎片化”的傾向,須引起一定警惕(參見陳斐《透視人文學術研究的“邊緣化”》,《中華讀書報》2016年11月23日)。我們應努力在重要作家、作品、流派和文學現象的研究上做出突破,勇于回應學科發展的核心問題和民眾精神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問題,這樣的研究才稱得上“一代之學術”。再如“述學文體”,也應該多元多樣。現在考評系統認可的文體只有論文、專著,其他如札記、詩話、序跋、書信、日記、校箋、選注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輕視。據說,錢仲聯先生花了十多年心血精心撰著的《沈曾植集校注》,考評時還不如《文學評論》上發表的一篇小文章(參見馬亞中《序》,陳國安、孫建編著《范伯子研究資料集》,江蘇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殊不知“思”和“言”、思想內容和表達文體是密切相關的,學者的個性、愛好、特長等也有差異,并非所有學者所有情況下的研究心得都適合或足以寫成論文、專著。惟論文、專著是“認”,不僅會扼殺創新苗頭,自掘建樹根基,也會使學術生態惡化,“彌望皆黃茅白葦”,制造很多學術“泡沫”(參見吳子林《“畢達哥拉斯文體”——維特根斯坦與錢鍾書的對話》,《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陳斐《史家楊天石先生的為學之道》,《關東學刊》2018年第2期)?!俺諾?,夕死可也”,治學的目的首先是圖個自己明白,不一定要“作”,即使要“作”,文體也應該多樣。嘆嘆!

  阮元云:“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保ā妒菡侶夾頡罰┫執醴⒄怪兩?,恰好百年,一個升降的契機正在到來。盡管學者也要吃飯,但利祿不應成為我們主要的或終極的追求。對于學者而言,學問是生命,論著是名片。這是我們區別于其他行業人員的標志。讓我們抓住時代和技術帶來的創新契機,做出無愧于我們這代人生命和才情的能夠載入史冊的“一代之學術”。(陳斐)

[ 責編:武鵬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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